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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高涨的“藐视运动”，白人当局开始了反击。他们用报纸和广播告诉参加运动的群众：“你们的领导在家里舒舒服服地享受，而你们却在监狱里受苦。”然而，这种离间计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1952年7月，南非警察突然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办公室，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文件。不过，警察在搜查他们的房间时，态度十分友好，尤瑟夫的妻子阿米纳·卡茶利亚还给他们端来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带领他们去搜不重要的文件。而尤瑟夫则乘机转移了另一个房间里的重要文件。多年之后，当曼德拉回忆起警察在他们的办公室喝咖啡的情形时，脸上还会忍不住浮现出一丝笑意。
到了7月底，警察的行动开始升级了。他们先后查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并逮捕了20位领导人。后来，这20人都获得了保释，并被通告于9月在约翰内斯堡的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9月，“藐视运动”达到了高潮。在这一个月内，共有2500位抵抗者被逮捕。让政府感到头痛的是，这些抵抗者宁愿在牢里待上一周，也不愿意交区区10英镑的罚款。同时，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马克斯等人在约翰内斯堡受审，大批的示威群众涌向法院门口，将法院团团围住。
在法庭上，胆小软弱的莫罗卡主席为了换取从轻处罚，竟然当众承认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抵制的原则，并承认黑人本应该低白人一等，不配和白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他说：“你们同印度人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想再参与你们的反抗运动了。我原本就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切事务不感兴趣，当初也是你们劝说我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在，我决定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与你们的反抗行动彻底划清界限……”更为可气的是，莫罗卡竟信口雌黄地说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是共产党人。
莫罗卡的叛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曼德拉起初不愿意原谅莫罗卡，他说：“莫罗卡最大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集体和人民之上。”但是，曼德拉也为莫罗卡曾经的勇气感到钦佩，他说：“莫罗卡相对比较富裕，比起运动中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他失去的可能更多，而且，他还有很多白人朋友。”
多年后，曼德拉还是原谅了他，在监狱里写成的自传中，曼德拉将莫罗卡描述成一个勇敢而果断的领导人。后来，他还请莫罗卡当自己第一个孩子马迪巴·泰姆比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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