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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20日，最后一场法庭辩论在比勒陀利亚正义广场法庭开始。听众席上挤得满满的，群众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法庭，他们仔细地观察着群众的一举一动。
辩方以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长篇演说开场，这场演说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曼德拉决定效仿叛国罪审判时的方式，在审判最后作一次演说，以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由于抱了必死之心，这篇演说词几乎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政治遗言：
我是第一被告纳尔逊·曼德拉。
我持有文学学士学位，曾经和合伙人奥利弗·坦博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从事律师职业长达20年之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被法庭审判的罪犯，刑期5年，罪名是煽动1961年5月的非洲工人罢工和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
首先，我想说，起初当局认为南非的斗争是国外势力或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导致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身份采取的种种行动，是基于我对自由的向往，而不是任何局外人的言论。
小的时候，我常常在家乡听部族的长老们讲述以前的故事，有些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的祖先如何保家卫国的事迹。从那时候起，我便希望我这一生能有机会服务于我的人民，为他们的自由和平等而贡献出我全部的力量。
其次，我必须详细地跟法庭谈谈有关暴力的问题。法庭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并不真实。是的，我承认我策划过破坏活动，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更不是因为我鲁莽轻率。我的人民已经被白人奴役、压迫了很多年，我策划这一系列破坏活动，就是为了把我的人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我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者之一，在1962年8月被捕之前，我一直是“民族之矛”的最高领导人。
在接下来的陈辞中，我将纠正检方的某些错误。首先，我想证明，证据中提到的一些行动并不是“民族之矛”策划的。我还会谈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以及我在这两个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解释清楚这些，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民族之矛”的创立目标；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们打算采取什么方法；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方法。
我已经说过，我是“民族之矛”的创立者之一。我们创立这个组织，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相信，由于当局日益严峻的政策，非洲民众已经到了非采取暴力行动不可的地步，除非当局愿意疏导和控制民众的情绪，否则就很有可能爆发恐怖主义事件，并有可能引发战争。
其次，我觉得，除了暴力行动，非洲人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表达反对意见的所有合法途径，都被当局关闭。我们眼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永远接受奴役和压迫，要么选择藐视和对抗政府。我们选择了后者。在一开始，我们选择了避免暴力的“违法”方式，后来，这种方式被禁止了，政府动用武力镇压反对意见。于是，我们不得不采用暴力对抗暴力。
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暴力，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恐怖主义”。创立“民族之矛”的人员，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背后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以非暴力的谈判方式解决政治争端的悠久传统。
接下来，希望来谈一谈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目的是保护当地的黑人不受白人当局的侵害。当时，《联邦法案》已经严重侵犯了南非黑人的利益，而《原住民管理法案》则在此基础上有变本加厉。
在1949年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用非暴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各届白人政府对此无动于衷，黑人的权利不增反减。我们的领导人鲁图利酋长，于1952年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并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这样说道：“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栓的大门，结果却一无所获？”温和节制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过去的30年里，限制我们自由的法律越来越多，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自由了。
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坚定地避免暴力。不过，从这一年开始，非洲人国民大会改变了原来一直采用法律范围内的抗议方式。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以抗议种族隔离法。
于是，我们发起了“藐视运动”。我在其中充当了志愿者的角色。这次运动共导致8500多人被捕入狱，但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没有制造一起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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