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我第一次去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一个人，没有告诉家里，我坐了整夜的火车，绿皮的硬座火车哐当哐当的走了一夜，我的心也一上一下的跳动了一夜，当我风尘仆仆的出现在苏格面前时，他吓了一跳。
那之前，于我而言，北京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城市而已，有很高的大楼、很宽的马路、很亮的灯光，与其它的城市并无不同，但当我想到，苏格在那里的时候，我迫切的想要了解那里的一切。
小时候，我问苏格，外面哪里好，苏格只是笑笑，说比这里好，我一直期待着他总有一天会回到安乐巷，回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等着他。可是后来现实告诉我，原地等待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不去找他，不告诉他，我可能就会失去他了，于是我毅然买了火车票，怀揣着对初恋的向往和只此一次的决绝，奔向了苏格。
年少时的热情，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永远充满能量、不会衰竭，或是掩藏在平静湖面之下的无穷能量，一旦破口，冲天而起，永不坠落。
原本这一切，不会来的这么早，我一直将苏格放在心里，却并没有设定靠近他的日期，我希望我能成熟一点、漂亮一点，能够成为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还有部分原因是，姥姥去世后我在心里筑起的冰墙并没有我想象的坚固，我没有隔绝掉外面世界给我的影响，家人、同学、朋友，虽然跟妈妈没有像别的母女那样亲昵，但他们都对我好，物质生活的丰腴和学校生活的新鲜，一点点消融了我心里的高墙，我依然会在心里想念姥姥、想念沈爷爷、想念苏格，可是我也能感觉到，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我的生活一直在往前走，而他们停在了1998年的安乐巷。
高中生活是严肃而又惬意的存在，目标明确、按部就班，好像只要好好学习，其它什么都不需要操心。
军训时混的熟了，新学期依旧和陆天明他们玩在一起，座位离的近，我跟郑其同桌，因为我们个子都不高，胡维在我旁边第二排，同桌女生叫丽丽，陆天明的座位就在我们后面，伸手就能抓到郑其的耳朵。
高中时候的友情大多是这么建立的，因为位置靠的近，上课时交头接耳，递递小纸条，下课时聊天打闹，等下一次换位的时候，彼此慢慢疏远，又有新的玩伴，但高一因为没有什么压力，老师对于换位置这种伤筋动骨的事情并不怎么热心，一学期最多只有两三次，谁跟谁同桌也没什么规定，可以跟老师提，郑其与我同桌便是他坚持不懈求来的，因为常年戴一副眼镜的中年女班主任，并不赞同男女同桌。
我跟郑其出乎意料的合拍，他生就一副女孩子性格，动作慢，人又瘦小，我小时候在田间野地里长大，不是那种文静的女生，他的课外活动经常是和我在一起，而不是陆天明他们。男生喜欢的足球、篮球这类激烈的运动他基本不参与，大多数时间都跟我还有胡维在一起，我们共同的运动爱好就是羽毛球，体育课上经常是陆天明他们在篮球场上奔跑碰撞，我们三个人在羽毛球场上打球，即使是这样，郑其还是经常担当站在场边旁观的角色，本来以为他只是单纯的不爱动，偶尔还会嘲笑他懒，他除了会哇哇乱叫以外，也不会表示什么反对意见。
他似乎是一个常常被人欺负的角色，男生们觉得他像女孩子似的，体育课跑步热身从来都是慢慢走，有时候爬楼多会气喘吁吁的，比女孩子还要娇弱。但因为有陆天明在，也没有人会欺负他，善意的揶揄从来都点到为止。
直到一年多后，高二刚开学不久，他忽然退学，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我才知道，他先天性哮喘，常常跑医院，小时候还好，上了高中以后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爸妈终于决定带他去国外，在一个空气清新的小镇上定居。
他走的那天，我们去机场送他，想到我平时对他的调侃，不禁有些后悔，又不舍，毕竟他真的是两年里一直在我身边的人，笑笑闹闹的都已经成了习惯，忽然要离开，不知怎的，居然让我有了一种沈爷爷当时离开我的感觉，混乱而绝望。
郑其是在前一天说要离开的，那天是周五的晚上，已经放学了，陆天明他们还在运动场上打球，正值夏末，傍晚的暑气还没有散去，场边叫不出名字的大树上蝉鸣不断，天还没黑，夜风一阵阵的吹过来，带来丝丝凉气，我和郑其坐在篮球架下，陆天明他们在打球、断球、过人、投篮，笑闹声此起披伏。
胡维已经回家去了，郑其一直不喜欢胡维，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于是只能解释为气场不和，胡维不在的场合，郑其的聒噪程度尤胜平时，但此刻却安静的不正常，一直低头看着地面，我跟他说话也不太搭理。
想着他可能是什么事情不开心了，我也没再多说，早些时候我就明白，就算是好朋友，关心也应该有个界限，而且人心实在太复杂，如果对方没有把你摆在同样的位置上，你的关心其实是没有结果的，就像一拳挥出去，却挥在了棉花上，浪费感情也浪费精力。
过了一会儿，陆天明他们走过来喝水休息，郑其忽然下定了决心似的，站起身说了一句：“我明天要走了！”
声音不大不小，每个人都能听见，但都没听懂。
“去哪？”我仰起头问他。
“加拿大。”郑其一下子低下头，“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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