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跟苏格见过面，聊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你是为了跟他分手才回来的！”似乎是为了解开我的疑惑，他主动开口解释，语气里带着明显的紧张，甚至有些惴惴不安。
我本应该责问他，为何不经人允许，随便探听别人的隐私，但那一瞬，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飞快的下坠，深不见底：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怜？爱了苏格这么久最后还是无果而终？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没有苏格的地方活着？为什么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提起苏格，甚至连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都对我和苏格的事情一清二楚？28年的生活里，我竟没有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么？
或许是我脸上的表情因为心里的五味杂陈而显得分外狰狞而脆弱。他慌乱的开始解释：“你别误会，我并没有打听你们之间的事情的意思，真的没有。只是…只是…”
虽然并没有想等他解释，可他说了一半就完全卡壳，我还是仍不住看了他一眼，他颓败的放下原在方向盘上的右手，撑在车窗边，轻叹了一声，不再看我。
就是这一声，险些让我落泪，他的叹息里并没有那些遗憾、怜悯的成分，那种以局外人不痛不痒的、看戏一样的悲悯，而是纯粹的叹息，感同身受的，带着丝丝的心疼，就像很多年前，我生病的时候，姥姥在我床边发出的叹息一样。如果姥姥知道，我那么辛苦的爱着苏格，拼命追赶苏格的脚步，她一定不会劝我放弃，也不会为我加油，只会拍拍我的脸，说我们丫头一定要心疼自己。
是啊，我自己，这些年，我到底是爱苏格，还是爱我自己呢？
眼睛更酸，却找回了自己的理智，不应该这样在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面前展露自己的感情，思绪却不由自主的飘走：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苏格不是一个能给女人幸福的男人，就拒绝婚姻这一点就足够让女人感到挫败了，他讨厌墨守成规，喜欢自由和新鲜感，而我最想要的是两个人的实在和安定。
可是，旁人都看出来的事情，苏格也真真假假一直提醒我的事情，那时候的我就是看不出来，也不愿相信，天真的以为我可以改变他，以为只要我爱他，其它的一切都不用在意，就是这种执念和单纯才真正要人命。
剩下的路上，我们没有再说话，他将车窗打开一条缝，外面的嘈杂声和冷风一起灌进来，暂时填补了过于安静的尴尬，原本准备在小区门口下车，他执意要开到楼下，只能随他，到了之后我开门下车，两人都没有开口的意思。
往单元门走了几步，想了想又转过身：“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
我回头的时候，宋之扬的车初初起步，已经滑了出去，又倒回来，脸上带着笑，语气轻快：“期待再见，莫小姐！”顿了顿，“你可以叫我之扬！
我点了点头，目送他远去，心里却是一片空落落的，像一片静止的湖面，似乎水波不兴，又好像孕育着风暴，不上不下的，有点难受。
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就是从称谓开始变化的，从客气有礼的先生、小姐，到彼此的名字，再到更加亲密的宝贝老公之类，但从一开始，我和苏格都没有变过，初识时，我就叫苏格，尽管他比我大，我应该叫哥哥才对，后来不论我们的关系怎么变化，称呼一直都没有变过；苏格叫我丫头，生气的时候会叫我全名，也一直没有变过。
苏格在我手机里的备注是：糖先生，英文的sugar，恰好是他的名字，也是他在我心里的位置，他是我的糖，甜蜜的、缠绵的、能在口里化成水的丝绒一般柔软温和的大白兔。
离开他之后，我已经很久没吃糖了。
吵架是从第四年的时候开始的，或许是因为，前三年的时候我们磨合，彼此忍耐，到第四年的时候，双双失去了继续忍耐的耐心，我不想再妥协，他也不想再迁就。
在那之前，我曾很多次旁敲侧击的提过结婚的事情，欧阳的婚礼、桃子的婚礼，同事孩子满月，甜蜜欢聚的场合，苏格只是淡淡的笑着在旁边看，即使欧阳的婚礼上，我接到了她的捧花，他依然无动于衷。
距离上次谈到婚姻的话题，知道他是不婚主义，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以为他已经改变了。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所有情侣会做的事情：我陪他去西北的沙漠里露营，只为等待第一缕升起的霞光；他陪我去台湾，骑着小电驴看遍垦丁的花海；孤独寒冷的时候我们互相依偎，快乐的时候我们拥抱分享，离开了安乐巷，我们仍然是彼此守候的两个人。
我陪他给苏阿姨打电话，劝他有空回家，他只是听在耳里，从来都没有上心；他要我回家过年，我也只是听着，也没有哪一次成行。在处理与家庭的关系上，我们都无法说服彼此，但最终却让我们都明白对方的重要，超越了家人的重要。
要成为家人，婚姻是躲不开的，但我们并不是因为结婚吵架的，在我的心里，结婚这件事，不该由我说出口，因为听上去像是在逼迫他，一旦我开口，任何除了求婚以外的回答都会让我们的关系面临崩溃，就算苏格的人生计划里依然没有结婚这一项，但我想，只要他生活里有我就好了，就算不结婚，只要我们相爱，一直在一起就好了。
可是现实总是不能如人所愿的，不管是他、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