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琳做梦也想不到，县委宣传部的科长，居然给他办成了一个巨大的场面。
科长打电话给戴琳，让她准备好一份详细的有关给杨医生采访稿。
科长说他把戴琳的稿子交给了宣传部长，宣传部长看完后直接拿稿子到县高官的办公室去汇报了。
书记批示，请省城的记者路演杨医生的感人事迹，范围是邀请县五套班子所有成员，集体会审这篇稿件。
那是一个大晴天，在巴里坤县委会议室里，桌子被摆成四方型，戴琳手握着一叠厚厚的稿子，穿着一套深色的职业装，缓缓走到场地中央的立式话筒跟前。开始了自己一生的第二次路演。她含着泪直言不讳地反映了杨医生死后，身后的孤儿寡母的生活困境，当场向这个县的五套最有权力的领导班子提出了五个想不通：
第一、在这个乡村医生身上，她看不到党的温暖，杨医生长期在草原牧区工作，常年背着药箱骑马行医，风餐露宿，吃不上热饭，得了严重的胃病，最后是导致胃癌晚期，但是这一期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看过他，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慰问过他。
第二，杨医生当了一辈子人民医生，人事部门却以他不懂英语为由，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给他评上职称，她当场就问，她说让一个汉族医生在一个哈萨克地区，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的这样一个医生非要去讲英语吗？这个英语是讲给谁听，难道说讲给牧民听吗？
第三，杨医生的妻子从嫁给杨医生起就是一名护士，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妻子还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
第四，上世纪七十年代草原流行脑膜炎，他们夫妻俩只顾抢救牧民的孩子，结果自己的孩子也得了脑膜炎，戴琳采访他们家的时候，杨医生女儿都三十岁了，但是连衣服都不知道穿，她的智力也就是两三岁孩子的这样一个智力，所以就是说这个孤儿寡母是没有人管的。
第五，杨医生的小儿子毕业于边疆医学院，报到的时候，人事部门说，哪来哪去，让他回到乡下去。她当时就在那儿问，在座的一百多名领导里有没有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在乡下的？！
戴琳讲得十分动情，情绪激动处，说了些带情绪的话，不是那么中听，但又十分符合当时的感情需要，路演的高潮一浪超过一浪，全场再没有人说话，大家静静地听着，全场静的连根针都能听得到，戴琳讲完，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数次流了下来。
戴琳路演结束完成以后，全场没有一次鼓掌，大家的灵魂却都得到一次洗礼，在那一次路演中，即便是有贪官，也瞬间良心发现，大家极受启发。
戴琳替群众发炮，替人民发炮，替时代发炮，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群众解决的温饱，各级领导无不亲民，到处赴基层调研，解决实际问题。各个部门也开设窗口单位，全力为民服务。
可是杨医生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赤脚医生，为哈萨克牧民当了一辈子医生，治了很多人的病，解决了那么多人家的大事儿，却解决不了自己家人的基本生活。
路演结束了，戴琳满脸的泪止也止不住。现场一片寂静，没有一次掌声。
县委钱书记面色沉重，慢慢起身，拉开自己身后的椅子，从座位上离开，他缓缓也走到戴琳的面前，饱含深情地对戴琳鞠了一躬。
这可是巴里坤县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官员，吓得戴琳急忙前来相扶。
钱书记说：“戴记者，请接受巴里坤县所有县处级以上领导的集体道歉！”
然后钱书记走到话筒前，用手调了调话筒，对所有的人哽咽着说：“我感到内疚，一个省党报记者能发现这些问题，我们这么多人却没有发现。论距离，戴记者距我们一千多公里，论时间，咱们在场的一百多名官员，天天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还有谁比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还有谁比我们更了这里的事儿，这里的人！！可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我们还是共产党人吗？我们还心系基层，我们还心系群众吗？杨医生家的生活这么多困难，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上报？杨医生在牧区为哈萨克牧民做了这么多事儿，连牧民都给他造了那么大的坟，可是，我们呢？英雄的心寒不寒？我们是不是在渎职？回去以后，各部门自己对照，该谁落实和政策谁落实，该谁整改的问题谁整改。谁整改了，具体的情况报给我。”
然后，钱书记又对戴琳说：“戴记者，你放心，杨医生家所有的问题，都会尽快得到解决，这是我给省报的承诺。”
县委钱书记想留戴琳住两天，给县里的新闻报道员讲学授课，被戴琳以工作繁忙，报社催着返回为由婉言谢绝。
但戴琳想再去看看哈萨克老人一家人，重返草原，已经到了牧民转场的时候。
大批牧民成群结队地如潮水般迁徙，一家接着一家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羊群朝远方一个湖的方向前进。
夕阳下的阿斯泰山显得苍茫，这幅景象让戴琳感慨万千。
在这种游牧文明濒临灭迹的今天，戴琳对于它的内涵的认识和了解还远不能与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程度成正比。
游牧文明在旁观者的眼里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而且相当原始。但是，在欧亚大陆上，正是这样的游牧者与农耕人抗衡达三十多个世纪，谱写了自己民族的历史。
戴琳放眼望去，山野里都是转场营地，男人们就从驮畜上卸下行李物品，给驮畜卸鞍，尽早拉好拴羔环套绳和拴驹索套绳等。只有按时拴住幼畜，才能给牧畜挤奶搭好帐篷。小孩要去附近捡干牛粪和柴禾。女主人尽快燃起篝火，支起茶壶和锅准备食物，布置帐房内是女人们干的细活儿。安顿好里外，挤完奶，饭也熟了，全家老少安坐帐内一个小木桌旁，吃着土豆烩牛肉，喝着奶茶，奔波了一天的哈萨克牧民这时才进入片刻的宁静和温馨。
戴琳放弃了找哈萨克老人的打算，因为山野里到处都是哈萨克老人，到处都在忙碌，而戴琳不想打扰哈萨克人的安宁与温馨。
戴琳静静地从转场的哈萨克族人的晚餐中离开了，接送她的还是那个科长。科长开着一辆桑塔纳，给戴琳喊着穷，却又非要请戴琳到县城去吃顿饭。
刚到县城，科长却被部长叫走了，部长要给科长研究如何落实县委钱书记的指示，为什么没有挖掘出杨医生那个典型，为什么是省报记者挖掘出来的？
科长对着戴琳笑笑，“抱歉，大记者，哥哥不能请你吃饭了，但哥哥可以向你学习。”
“听得出来，你在损我。”
“哪儿敢呀，你是省报来的，有些话你可以说，但我们是本县的，有些你能说的话，我们不能说。你写出来是发现，我们写出来叫曝光！得，先走了。”
“谢谢你，我是诚恳的”，戴琳说。
戴琳一个人在街上，吃了一碗热乎乎的汤揪片儿，暖和又惬意，那有点酸酸的汤喝下去真的很舒服，吃完汤揪片后，她回到自己住在巴里坤的一个宾馆里，条件要比袁散的好很多，因为她是省报的记者。
在单间里，她走到窗前看看窗外，虽然是个小城，灯光也是很炫丽的。
戴琳给袁散打了个电话，袁散已经在鸟市了。戴琳说自己也快要回家了，就一两天的事儿。
袁散说一回到鸟市就接到一活儿，现在就得动身去口岸仓储区，给老毛子搬货，是急活儿。
戴琳劝袁散别没完没了地干活，钱可以慢慢挣，不要那么玩命！
袁散说自己知道呢，但是也得去呀。
戴琳只好挂了电话。
坐到床上，戴琳打开电视，很不幸，不知是什么原因，电视竟然没有信号，叫了服务员几次，也没有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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