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戚继光那等百年难得一见的武将，既熟知军务，有武将的韬略，又有文官的智慧和圆滑的手段，大明哪能批量出现？
史可法郁闷的正是这一点，若他是戚继光，大明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
被一个小衙役问得哑口无言，堂堂巡抚脸上无光啊。
史可法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是他很快控制住糟糕的心情，清了清嗓子，正色道：“你所说的问题，并非我的职责，那是武将们该做的事。至于国力，当君子盈堂时，品德高尚者涤荡群丑，污秽不存，国力自然强大。”
“历朝历代，皇上近贤臣远小人，大臣们修养品德，胸存正气，当清正廉明的好官，则国家蒸蒸日上，群魔自退。”
万历之后，社会松散，别说官员私下讨论皇帝，就是在朝堂上公然指责皇帝也是常有的事，史可法说出这番话是无所顾忌的。
若被皇帝责罚，骂者便增添了名气，在士大夫中获得更高的威望。
而责罚骂者的皇帝难免要被大臣们戴上昏君的紧箍咒，被士大夫们教导要做明君的皇帝们于是不敢轻易责罚骂者，因为明君昏君的评价标准掌握在士大夫们的笔杆子中。
所以说，大明中后期，骂皇帝是想获得声誉的大臣们最乐意干的事。
杨绍好笑的看着史可法义正词严的样子，大明的政治问题，史可法这样的文官属于当局者迷，自己却是清楚的。
皇帝权力大不大？表面上看，那是很大的，哪个大臣犯事了，厂卫想拿就拿。
然而权力由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组成，早期明朝皇帝有决策权和监督权，大臣们有执行权。
英宗之后，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因朝廷勋贵损失殆尽而逐步掌握了决策权，大明皇帝很难改变内阁做出的决策。
如果皇帝发出的圣旨没经过内阁同意，那叫“中旨”，负责具体执行的大臣们多数是不认中旨的，即便执行也敷衍了事，于是皇帝的中旨成了一纸空文。
经过内阁一致同意的圣旨，具体办事的大臣才会顺利执行。
这样一来，皇帝的决策权所剩无几，手上只剩下监督权。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们再厉害，也仅仅替皇帝掌握着监督权，实际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内阁为首的文官们手里。
若像杨绍所知的崇祯那样，皇帝再自废厂卫，连监督权只剩下可怜的一点，皇帝还有什么权力？结果必然是紫禁城成了皇帝的囚笼。
在和平年代，皇权弱化，对大明是有好处的，前提是文官集团撑得起整个国家。
问题是，大明以德治国，多的是史可法这样满口道德正气的文官们，具体事务一塌糊涂。
即使有史可法这样的少数文官秉承操守，是个正人君子，可多数文官嘴里的品德正气不过是用来获得官场资本的口号。
这便是宋明文官系统易出伪君子的背后因素。
杨绍轻轻的笑了：“如果大名官员以提升地方钱粮产力为政治资本，而不仅仅满口的仁义道德，大明国力何至于此？”
史可法如遭棒喝，心中猛然一个激灵，直觉以为杨绍的话是对的！
可是他一时很难从固有观念中摆脱出来，寒着脸道：“若官员不修品德，贪官何解？贪官蹂躏地方，钱粮产力怎么提升？”
“想根除贪官，在大明是不可能的。”杨绍对视着史可法，悠然道：“钱粮产力才是根本，此为纲，官员的品德修养乃至吏治为目，纲举目张，国力方可蒸蒸日上。”
望着史可法勃然变色的样子，杨绍淡然一笑，缓缓道：“个人当然需要修养品德，可个人品德支撑不了国力。因为个人品德具有可塑性，是一种弹性的东西，而不是固化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