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过去了，安之琛的心始终悬在不安宁的高空。这三个月他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挑选过滤那些前来试镜的有声望的老演员和刚刚出道迎来不少好评的新人，不知道为什么，男主角的人选显得异常难以定夺。在看了无数个国外和国内的演员，又否定了所有人后，安之琛一向平和的心境达到了他一生中最烦躁不安的程度。可以这样说，这位导演的精神都有点紊乱了。他想不通，为什么这部电影的进展如此不顺利，为什么这部电影让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的底线就是个笑话，为什么这部电影让他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良心，拷问自己的灵魂，以及评判自己的德行。他迷茫了，不是迷茫在外部世界，而是迷茫在一个人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一个他不愿探索的幽暗而神秘的内心世界。
“我知道，”夜阑人静时，他反复这样对自己说，“我什么都知道。我之所以看不对那些演员，并不是他们不合适，而是因为我的心里早已有了人选。这个人不可代替，但我却因为他犯了错而排除了他。我这样做对不对呢？答案很明显，不对。正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错事，所以我终日心神不宁。犯错！犯错？是的，谁不犯错？哪个人一生所犯的错误能数的清？哪个人敢拍着胸脯说他的一生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哪个人不是权力、金钱、恐惧的奴隶？哪个人的人性底层没有阴暗的成分？哪个人的手是纤尘不染的？哪个人的心像一碗清水一样能一眼望到底？哪个人的脚没踩过肮脏的秽物？哪个人的眼睛不曾窥探过不该窥探的东西？人只要有思想总会犯错，但思想又是个捉摸不透、莫可名状的东西。因为一个人总是跟着思想指导的意识在机械地行动，他的心某时只是个无能的傀儡，因为他的真心被世俗的观念所拘束，他的行动为了取得有效的进展，不得不迎合约定俗成的理念，“违心”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生而为人，人性所在，都无例外。错误就像铂金上镶嵌的钻石一样根植在人性深处。铂金与钻石的组合使一枚戒指璀璨夺目，而错误和人性的组合使一个人趋近真实和完整。没错，难道我就没犯过错吗？怎么可能！我也犯过错，要是一桩接着一桩数起来，数到明天晚上也数不完。既然连我自己都不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凭什么要对别人的过错如此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这是偏见，而这种偏见是在把自己完全排除在外以后才堂而皇之地产生的。这有失公允。”
就这样，安之琛的良心被他反思的无地自容，灵魂被他拷问的无处遁形，德行被他评判的羞愧难当。他第一次敢于直面另一个自己，多年来这个自己就像一个超自然的隐形人一样总是隐藏在一个诡谲的所在，若隐若现，若即若离，鬼鬼祟祟地左右他的行为和思想。他知道‘他’不是他的影子，而是他的另一面。因为影子是一种光学现象，而另一面却是一种心理现象。一个人的心理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安之琛坦承他也不例外。但是尽管这一面不为人知，只有自己知道。然而某时连自己的自觉性都是模棱两可的。当安之琛开始正视自己的另一面的时候，他觉得他生命的活力被不健康的心理特征攫取了；他觉得他之所以身心疲惫，就是因为自己的心理背离了自然状态而走向了诡谲和神秘。
“一个人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只有一条路可走，”冥思苦想后，安之琛总结性地这样对自己说，“熄灭不该有的心念，让心灵完全归顺自然，使灵魂达到真正的安宁和平静。”
这一天，安之琛坐在静谧的书房里，双手托着头，再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他面前的书桌上放着《我心永恒》这部电影的剧本。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我心永恒’这四个字。突然，叫永恒的那位年轻男子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宛如放在他面前的一副肖像画。安之琛若有所思地盯着这幅画，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画里人物又粗又黑的眉毛、深邃漂亮的眼睛、挺拔有型的鼻子、唇形好看的嘴唇，以及光泽黑亮的头发，还有他那不加修饰却异常美观的发际线。“这是个绝世美男，”他正这样想着，忽然，那块伤疤就像受到了侮辱一样张牙舞爪地映入眼帘，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一截，“这半边脸是丑陋的王者。”他凝视着那块伤疤，思绪纠结着，“没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他，就像放弃了我的良知；我放弃了他，就等于放弃了我做人的水准；我放弃了他，就等于我和天底下最沽名钓誉的导演毫无二致。我之所以放弃他，是因为我更看重庸众的口碑，因为我深信如果这部电影把他推到公众的视野中，他的伤疤以及他的背景都要成为舆论的焦点，焦点就意味着麻烦，焦点就意味着惹祸上身。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他因涉毒坐过五年牢，而我这个声名显赫的导演就会因此毁了一世英名，因为我竟然启用了一个有前科的新人。我不能不在乎舆论，因为我比任何一个人更明白舆论的威慑力。我承认，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流着和别人成分一样的鲜血，呼吸着污染过的空气，喝着水质一般的水。因此，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强者。我是一个人，免不了犯着一个人所能犯的所有过错。我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庸众的口碑就像一条只漂虚名浮誉而不载厚重德望的河川。对此，我深信不疑。但令人痛苦的是，我明明知道这句话是对的，但我仍然不能依着这句话行事，因为我梦想大厦的根基偏偏依赖的不是真理，而是庸众的口碑。因为普天之下没几个明白人，都是愚人，且愚不可及。我瞧不起这些人，而正是这些我瞧不起的人把我捧到了今天的位置。没有他们，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举着机器的滑稽小丑，只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造梦者。我本不想愚弄这些人，但这些人却总是心甘情愿被人愚弄。你把好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不买你的账，因为他们不识货。就像他们总是把真正朴实善良的人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傻瓜，而把虚伪奸诈的人认为是名副其实的聪明人。他们看不起“傻瓜”，而愿意追随“聪明人”，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确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他们是不愿了解真相呢，还是独爱假象？总之，越是不切实际，越是玄乎的东西，他们越喜欢，越推崇备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一帮乌合之众。不阅览古今之书，只贪图安逸享乐。这是安之琛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有点悲观。
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对安之琛来说，他一生中的不眠之夜似乎像他的须发一样难以计数。用思想过活的人比用体力过活的人要痛苦很多。因为思想只有紊乱而没有疲劳的时候。用体力过活的人，身体乏了，睡一觉，而且也很容易睡得着，体力就恢复了。例如勤劳朴实的劳动者。这样的人是幸福的。而用思想过活的人，除非大脑不会思考了，他才能真正的得以休息。但大脑什么时候才能不思考呢？只有死了，一个习惯思考的人就不用再思考了。因为人一死大脑就停止工作了。所以用大脑过活的人一生当中幸福的几率微乎其微。例如殚精竭虑的思想家。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妨问一问卢梭，问问他的一生中有没有幸福的时候。也许他会回答：有。那么，什么时候最幸福呢？也许他会说：完成《社会契约论》的时候。这是因为那一刻，他那一时期的思想暂且告一段落了。但这种幸福稍纵即逝，因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告一段落了，下一时期又会立马开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妨再问一问叔本华，问问他的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幸福，也许叔本华很难说得清，因为他的一生都过着孤独的日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叔本华的思考几乎没有告一段落的时候。因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问世时，叔本华30岁，这时他的思想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因此他不可能停止思考。在他的坚持下，随后的几十年，他一直在为这本书做补充和说明。而第三版问世时，他的年龄已不早于72岁，而直到这时他的思想才引起全欧洲的关注。足足等待了一生，这一刻也许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连续性思考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似乎即将要品尝到幸福的滋味了，但他的死期却到了。因此，或许彼得拉克的那句名言给予他的安慰勉强算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
安之琛也是个用思想过活的人，因此他谈不上幸福，因为只要活着一天他就不能不思考。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地羡慕过哪些在田地里耕作的劳动者。他羡慕他们简单的生活，羡慕他们单纯的思想，羡慕他们强壮结实的身体，羡慕他们的粗茶淡饭，羡慕他们的灿烂笑容。他羡慕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更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他们心念简单，心灵纯澈，思想健康。这正是安之琛渴望的归顺自然。
一次，安之琛在波士顿美术馆看到了让·弗朗索瓦·弥勒的画作《播种者》。在苍凉的麦田里，播种者阔步挥臂，播撒着希望的种子。飞鸟在空中盘旋，寻觅食物，掠夺播下的种子。这幅体现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壮丽图景深深地震撼了安之琛的心。他从播种者那充满韵律感的动作中，从播种者强健的体魄中，在画家画笔的剖析下洞彻了劳动者伟大的创造力和灵魂之美；在一次外景拍摄中，夕阳西下时，安之琛看到一幅几个戴着草帽的劳动人民弯腰插秧的画面，这一画面久久地刻在了他的记忆深处，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这些劳动人民的美好形象，感受劳动之美。
“这些人是仅剩的最后一小部分人，”当时他凝视着他们的背影，在心里想道，“他们没有资本去占有科技，利用科技，受益于科技。正因如此，科技也不能掠夺他们的时间和生命力，损害他们的想象力，不知不觉地把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中剥离出去。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科技没有糟蹋他们的生活，使其由一幅田园式的优美画作变成一幅拼凑版的涂鸦之作。他们始终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一切取之于自然，然后以爱，尊重和善待回敬自然。这便是人与自然最美好，最健康的关系。然而，时代越进步，文明越开化，科技越发达，人越变得不像人，人变成了科技的附庸。这是因为一个人得益于什么，同时也受什么牵制，一个人占有某种东西，同时也被这种东西所占有，一个人占有的东西越多越不自由，一个人要求的越多，牵制他的力量也就越多，这听起来荒谬绝伦，却是无人可以否定的事实。”
安之琛不敢承认科技是罪恶之渊薮这句话是对的。但科技架空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连傻瓜也看得出来。人们都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但不知道这把双刃剑是否好处多于坏处，亦或者好与坏可以相抵。明辨之人害怕的是，就怕这把双刃剑坏处多于好处。早在多年前，安之琛不仅迷失在了自己纷乱的思想世界里，而且早已迷失在了眼花缭乱的科技世界里。因此，当他与《我心永恒》这部作品不期而遇后，当他看到这部作品体现出的对科技时代的种种担忧后，当他理解了作者先天下之忧的思想后，尤其是当他看到作者敢为天下先，直截了当地对科技提出质疑后，他觉得自己一生的义务也许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责任无论好坏算是尽到了。他比任何时候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该隐退了，该把位置让出来让新生代为这个时代去奋斗和拼搏了。因为他从《我心永恒》这部作品的思想中看到了新生代的勇气和魄力，看到了新生代的梦想和希望。他知道新生代有他们的需求，更明白他们知道如何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因此，新生代渴求这个时代的理解和尊重，渴求前辈的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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