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规规矩矩的成不了大事业，自己兵强马壮的，还用怕这怕那？
这是朝鲜半岛，不是神州大地，又不是自己家，你客气什么？干就完了！
正准备给王鸿泰在朝鲜政局上造势的左建中三人还不知道已经被自家大腿“背刺”，王鸿泰已经做好了开打的准备。
“明天开始，清点粮草，下发军械盔甲，武装新军，这些天给我狠狠的练。
至于那些钱财嘛，奖赏下去！工作态度积极，做工良好的匠户，拓荒有功的卫所屯田农户，都有奖赏。
让咱们军队里不能上战场，退役的弟兄们在永丰开店铺、酒楼、娱乐场所，让他们再就业。
告诉他们，外面的商人是贱民，他们可不是。”
王鸿泰之所以对左建中等人“宽容”，对商户们刻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左建中三人，或者说这个时期朝鲜地方的文官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
他们无法统御武将，并没有形成以文御武的形态。
他们又不是完全的士绅阶层，因为他们只是“士”、“官”，手中的土地并不多，家底多为灰色收入，通过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些行为手段进行积累。
他们具有文官特性、商人特性，更主要的，是知识分子的特性。
要说他们是“官”，也是不妥了，王鸿泰更愿意将他们称之为“有官衔的知识分子”。
有的人觉得，这个年代当官的不都是士人嘛，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很大，甚至相当大。
官吏还分有能臣之分呢？谁说你学识好，就一定是好官啊？
对于左建中这一类人，王鸿泰更愿意称之为“半封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脑力劳动者，在文化艺术等领域相比较于常人，有较高水准。
这些知识分子，有种可笑的使命感，古怪之处在于，他们是想当“圣人”。
几千年了，大家总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做帝王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还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发光发热的顾炎武，在《日知录》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
士是四民之首，不属于王公贵族。先秦社会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
“士”对于知识文化处于垄断性地位，一方面，要秉持“道尊于势”的理念为民代言；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王权来实现政治理想。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处于尴尬的境界！王鸿泰也更愿意把王权，称为“兵权”！
这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
这个时期，他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有依附权力才有荣华富贵，最终就是权力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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