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现在有土地了，只要把地种好，就有饭吃，有衣穿，但要我们家不再受穷受苦，一定要送我们的安娃读书。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此，我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读书梦。
后来，我满七岁时，双目失明的爷爷亲自拄着拐杖陪我去报名。这时，比我大的姐姐们都没有读过书，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不送她们去。
一个瘦高个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大家都叫我安娃。老师说，那不是名字，是小名，得取个学名。
由于当时政府的人常说“治国安邦”。我是安字辈的，我爷爷就来了个脑筋急转弯，无师自通，给我取名叫治安，自此我才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邹治安。
从这天起，我就和比我大三岁的远安哥一起到学校读书，走进了我的学生生涯。
两年过后，又看到了王文。学校差老师，他就被村长安排在这个小学教书，只不过是教民办班，当民办教师。我读的是公办班，有时下课比他们早，就跑到他们的教室窗户边看。一次，我在窗口看到他在教学生唱歌：“一条线，两条线，落在河里都不见。少不好，多又厌，不多不少，好种田。”他教得那么投入，边唱边比划，还摇着头用脚打着拍子。他似乎是在用唱歌来忘却被批斗的耻辱，或者是在用努力为党工作来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这次，我才看清楚他：高大壮实，国字脸，浓眉大眼，俨然一副警官模样。
学校就是用他家办的，房屋很高大，我给老师抱本子去时，只能抱住门槛才能翻进去。只要有机会我就爱接近他，但也不过是说一声“王老师好”而已。我曾经看到过他一个人在他的房屋外走来走去，也许他在焦急地等待他的母校的召唤；也许在想念他的家人；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只不过得到了一会闲暇罢了。
农民有了土地，并不等于就一定有粮食，有衣穿。土地需要劳动者撒下种子，辛勤耕耘，才会有收获。由于各种因素的不同，同样会再造成农民的贫富差距，差距拉大后，同样会造成农民买卖土地，重演过去的历史，使革命果实付之东流。因此，政府就叫农民组织互助组，互相帮助，搞好生产，使得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的这个最基本的管理机构就是生产组，政府很快在农村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领导着中国农民搞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的生产组长是我的大伯邹如石，他是我门龙门村最早一批入党的党员，也是我门龙门四组农民的顶头上司。
生产组的组长就是一个组的当家人，是一个组的农民的主心骨，农民的日子过得好坏，生产组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要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上传下达给农民。然后，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领全组的男女老幼去播种，去耕耘，去收获。
他是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半文盲，一个干瘦的骨头汉子，讲话肝筋火旺，说一不二；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我们经常听他的政治宣传，他是党和政府的最有力的宣传员，实际上他也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
他认识的字不多，可他能把每次开会的内容全部记下来，然后深入浅出的传达给社员们。
过去土改运动时，他就给我们讲为什么要斗地主，怎样斗，斗垮地主后，怎样把他霸占我们的土地和金银财宝进行平分，我们就很高兴地跟着他干。
他站在土台子上大声喊道：
“今天我们要斗争恶霸地主，为什么要斗他们呢？他们不劳而获，白吃白喝。你看那些地主婆娘、少爷小姐们，一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的；我们贫下中农呢？一个个饿得像干猴子一样。大家说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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