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课外活动时间，我拿着班上的乒乓球拍朝体育保管室旁的球台走去时，我班平时不爱活动的大个子王兵学追上了我。我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这个班上学习成绩倒数第一名，但很会人际交往，当上了学校团委干部，满脸是麻子的王兵学怎么不去补课而跑来打乒乓呢？等我走到乒乓台时，他说，他想给我取个绰号。我说取什么合适我呢？他说你好像一只麻雀啊！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棉衣，我二姐用我爷爷传给父亲的一件烂皮衫给我做了一件皮夹袄，整过一个冬天就穿着，有时太冷就在外面穿一件长长的单衣，人又矮，中间大，上下都很小，确实像一只鸟儿。我就说：“说我像鸟都可以，但不能说我是麻雀哈！国家号召消灭麻雀，因为它和人抢粮食吃，定为四害，我可不是坏人哈！”
“你不像当四害那种鸟儿，你像到茅坑里偷屎吃的偷屎雀儿。”我们可爱的团委劳动部长得意地说。
我觉得这个绰号太不好了，如果喊出名了，怎么回去见江东父老？于是就迎头回击了他一个绰号。我不慌不忙地说：“那么我又该叫你是满天星（一般人都叫麻子为满天星）呢，还是叫你王麻哥呢？”
周围打乒乓的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哈哈大笑，弄得我们的王部长很不好意思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个同学说：“你不知道，他在追吴蝶花，写过好几封信给她，都被她退还他了。有一天还被吴蝶花的哥哥叫到外面骂了一顿，说他再不改，就给老师说。他见你和吴蝶花聊得那么快乐，他不恨你才怪。”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但我永远不可能去做那种美梦。何况那时我对儿女情长之事一点都不懂，家里来过好几个漂亮的小妹妹，说叫我们定亲，我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心目中就想着读大学，因为我的渊哥已经失去读大学的机会了，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
到公元1961年，新的学期刚开始不久，中央就开始纠正“浮夸风”和“一平二调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大办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我们被通知到学校大礼堂听了一次支农报告。校长丁众是南下干部，他那江苏人的普通话，我也没有听懂多少。只记得要抽调一部分学生回乡支援农业，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听他宣读支农名单：念到初三年级的三个班原班不动，认真复习功课，迎接国家的检验时，初三的学生都悄悄的高兴起来；可是，念到初二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全部回乡支援农业时，初二的学生就异口同声的呀了一声。校长也不发火，就解释说，支农是暂时的，你们的学籍永远保留，等农业发展了，你们随时都可以回校上课的，会场才慢慢安静下来。
可在宣读初一年级的名单时，会场气氛就非常紧张。因为初一年级四个班是精简一半，然后合成两个班。首先宣布超龄学生，凡在今年满18岁的通通回家支援农业。连我们的学生会主席辜明仙美女，也就是韩沛工老师最喜欢辅导的那个同学。还有我们的王劳动部长也不例外，紧接着就念到了邹远安哥。我很伤心地用眼睛在队列中去搜寻他，我看到他呆呆的没有一点表情。后来就念各班应支农的人，我竖起耳朵听我的名字。念到三班时我是多么紧张啊！如果有我的名字，我的梦想就马上破灭了。可念到四班了，我还不相信没有我，或许还要再回过来念通校生的名单，我就呆呆地在那里等。
可同学们都散完了，还没听到念我的名字，这时邹远安哥含着泪水跑过来叫我陪他到班上去领锄头和草帽。我就和他一起去到他班上，我看到两个女生在哭，他的班主任忍着泪，给他拿过一把锄头和一顶新草帽。
我帮他扛着锄头，他戴着新草帽，我们慢慢地走到食堂通校生桌席上去,分学校发给我们的面块汤。我们的样子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但很悲壮。
到食堂时，我才知道：初一年纪22个通校生中，除我以外，全部都在回乡的队伍中。我没有语言去安慰他们，只陪着他们吃面块。有人唱歌，我就跟着唱；有人哭泣，我就跟着落泪。
学校没有组织照相，也没有组织表决心，就让大家在食堂免费吃了一顿面块汤，就各奔东西了。
邹远安哥没有吃他分的那份面块，他揹着书包，用他的在学校蒸饭的土陶钵端着面块汤回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没有说过话。
回到家中，他就把那面块汤给他妈吃。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妈问我读书的事。
从此，就我一人孤孤单单地去上学，我的远安哥就永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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