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学的日子没几天了，可我的报名费和生活费还没有凑齐。在生产队借了100斤谷子到粮站转粮食关系，卖了7元钱。其余的8元怎么办，我不好意思问我父亲，因为他太苦太穷了。我决定，如果到9月1日还凑不齐就不上学了。可我四姐和我母亲都在帮我准备旧衣服和被子，已出嫁的三个姐姐分别给我送来一双新布鞋。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给母亲说，钱凑不够就算了，我不读了。我母亲却说：“你爸说，到开学那天再借不到就砍两捆竹子去卖，他说砸锅卖铁都要送你读书。你不知道你爸没有文化，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受尽了气。”
生产队的油桐还没开始采摘，也没机会去找那遗留物，读初中已把家里能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实在想不出办法，我又去找邹远安哥，他答应到时如果钱不够，他犯错误都要挪用点钱借给我。
那两天我真是度日如年，农民们再好听的龙门阵我都听不进去，他们歇气时我一个人留在田里慢慢的推谷草。
到9月1日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简直心如刀绞。等到雨小了后，父母亲就扛着竹子，我打着伞，揹着10斤大米（拿到学校加餐的）跟在后面。雨时停时下，父母都成了落汤鸡。母亲就埋怨父亲说：
“你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不慌不忙的，哪天都说把竹子砍去卖了，你一定要等到今天。今天的日子才好，雨下这么大，等到街上时，市都散了，看你卖给哪个？”
父亲却说：“你懂个球，我想让笋子多长几天，怕把老竹子砍早了，笋子上不 倒林。哪个晓得它龟儿子老天爷要下雨？实在卖不脱，叫他大姐夫帮我借几块钱。”
原来，我那不慌不忙的老父亲还真有一套。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个军事总指挥库图索夫，在法国拿破伦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半个俄罗斯时，军事会议上，那些高级将领在高谈阔论，他却在打瞌睡，等人们谈论完后，他才睁开眼睛宣布作战方案。其实，他不必要听他们的谋略，因为他早就制定好了方案。
虽然我的父亲只是我们家里的总指挥，但他却有库图索夫的性格，深谋远虑，临危不惊，永远不慌不忙。也许，这就是他生活那么艰难，却能活到92岁的原因（这是后话），我真有点佩服他了。
走到离家10里地的元通寺时，果然竹市快散完了，只有两三个要买竹子的农民在那里。我父亲也顾不得讲价，别人出价就卖了，终于凑够了15元钱，还有一元给我做零用。
我们三人又顶着时停时下的雨到大姐家吃午饭，因为她家正好顺路。吃过午饭，我姐不知从哪里弄来五斤粮票。她交给我说，吃不饱时到饭店吃碗面也好嘛。我当时很感动，至今都未忘怀。大姐夫帮我挑着我的木版箱和一*被盖，我还是打着一把伞，揹着我用来加餐的十斤大米跟在后面，俨然像一个公子哥儿，大姐夫像我的书童。
走到一条河边就过不去了，因为洪水把朱家桥淹没了。我俩站在河边等了很久，水位低了些，见又有人淌水过河。一个农民大爷就说他帮我，我按他说的方法，用脚摸着桥走。桥下是轰隆隆的水声，脚不断的被急流冲出水面，几次都被大爷拉住，要不然，冲下河去也是不死即伤。我姐夫见我过河后，才挑着我的行李吃力地走了过来，终于我俩在下午五点过走到了学校。
在我报名时，我的班主任余君老师问我带齐学费和一月伙食费没有，我说带齐了。老师想了一下，就说，那你去缴完费就去山下的礼堂吃晚饭，晚饭后就到我们二班的教室哈。
在大姐夫的帮助下，我很快就缴完费，铺好了*。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高大壮实的美少妇，她叫余君。在上晚自习时，我们领好书本后，她就叫我们分小组讨论，讨论的话题就是申报人民助学金。这时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没缴清书学费，而且还有几个人连伙食费都未交。
从农村来的同学几乎都要申报，一个个把家里说得很凄惨，就像旧社会的杨白劳一样穷。
一个同学说他父母都患有风湿病，不能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家里至今还欠生产队两百多元粮食钱；一个同学说他家连年遭猪瘟，猪都死得光光的，家里为发展养猪事业，欠了一屁股债。
……
一个接着一个地诉苦，真有点像生产队里的“诉苦大会”。生产队的诉苦大会是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而我的同学却在诉自己的苦，幸好不是整风运动，要是整风运动的话，他们个个都会被划为右派了。
我见到他们一个个都比我穷，而且很多人都说没有借到钱，如果申请不到人民助学金，就只好不读书，回家挣工分还债了。
我的费用都缴清了，我还好意思申报人民助学金吗？所以，我就一言不发地听他们只忆苦不思甜的讨论会。
我没有申请助学金，每月的七元伙食费都是转32斤粮食（那时国家对中学生的定粮标准）的三元多钱和父母卖鸡蛋给我凑的。所以就没有钱添置衣服，我的那件皮夹袄也早已破烂。到冬天就把几件旧衣服穿在一起，但还是冷得弓着腰。有一天课外活动的时候，余老师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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