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史上的记载，至于李自成为何没有出现在这三大起义军之中，却是因为李自成自从陕甘失利之后，一直呆在河南的大山里游荡，这里人烟稀少，因而明政府将眼光主要放在了张献忠这些人身上，而当时在某些明政府官吏严重甚至以为李自成已经死在了那个疙瘩里面了。 李自成的事在那时不提及，再说杨嗣昌关于对张献忠部的打击策略布置，在正月，左良玉就任大将军不久，便率军拜起义军于枸坪关，张献忠败走，而左良玉也一雪当日兵败簸箕寨之耻，之后杨嗣昌认为张献忠必定折回陕西，便命令左良玉以主力屯兵兴安、平利，另外派遣一支偏师追赶张献忠就可以了，可是左良玉不同意，他认为以偏师追剿未必能够成功，更何况他也不认为张献忠会再回陕西去，若是一旦去了四川平原，那么形式是相当不利的。
二人的争论点出现了，那是谁也不服谁，这个时候的杨嗣昌或许有些后悔了，他觉得自己不该找左良玉出来，这个人实在是太难安排了，只不过木已沉舟，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就在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左良玉竟是独自一人带兵从渔溪进四川去追张献忠了，对于左良玉这个行径杨嗣昌自然是相当恼怒，不过此时的左良玉已是今非昔比，那是兵强马壮，他杨嗣昌虽是督师那也拿他没办法，没辙。杨嗣昌只得一纸奏折递了上去，一切还是交给崇祯评断。其实杨嗣昌这般做法意思也很明了，他杨嗣昌字据都立好了，照此存照，他左良玉打了败仗与我无关。
杨嗣昌的办法很精明，这一不哭二不闹，事情就与自己这么撇开了关系，不过让杨嗣昌没有想到的是，左良玉的判断是对的，而且在四川玛瑙山一战之中，左良玉大败张献忠，连同张献忠妻妾七口，外加军师潘独鳌都让左良玉一锅给端了。
这一战，左良玉自然功劳最高，当然也和杨嗣昌没关系，谁叫他老早就和左良玉出兵撇清了关系，北京城里的崇祯得到左良玉大败张献忠义军的捷报自然是欣喜万分，立马给左良玉加了官，而这一加还是太子少保，虽是虚衔，那也是堂堂正二品大员，比起杨嗣昌也不遑多让。然而此处有一个疑虑，当年崇祯亡国之日，曾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因而引来后世许多人皆是同情崇祯说他并非什么亡国之君，皆是因为臣下无能。不过从此处看来崇祯明知督、将二人不和（之前杨嗣昌上书为证），却又在获知捷报之后重重赏赐左良玉一人，并不追究什么抗命一说，这又无疑是加剧督、将二人之间的矛盾更深，也同时助长其他武将的独断专行，势必会对督师杨嗣昌造成很多方面的不利，因而可以说崇祯此人对于用人、御人方面是相当差劲的，可以说明朝亡国，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因素是要多于自己臣下的。而在玛瑙山大捷之后，左良玉果然是更加跋扈，根本也不再将杨嗣昌放在眼里，而此时此刻二人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然而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告密无疑使得这督、将二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形同水火，而这个人便是总兵贺人龙，时人称之为‘贺疯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初刚刚接任‘平贼将军’不久的左良玉很快便被杨嗣昌看出端倪，杨嗣昌当即认为左良玉这人实在是桀骜不驯，以后势必难以控制，不过这个时候诏命已下，而且当初强烈推荐左良玉的也正是他杨嗣昌，杨嗣昌心里明白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提出换人那无疑是自己扇自己的脸皮，这种丢脸面的事杨嗣昌不会去做，何况当时明政府内部党患严重，杨嗣昌心中明白自己这个位置那是时刻有人惦记着。当然杨嗣昌不换将不意味着他不想换将，而当时总兵贺人龙同样是战功赫赫，于是杨嗣昌就私底下跟贺人龙说，只要他好好表现这左良玉的位置迟早是他的，不过随着左良玉玛瑙山大捷，杨嗣昌一时也就拿捏不好主意了，对于贺人龙却是一推再推，而本来以为杨嗣昌会任命自己做大将的贺人龙自然就不满了，想必此人也是在这之前在自己军中多散布自己要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小道消息，现如今眼见希望破灭，做不成大将了，自然是在军中丢了脸皮，这极度的不满那也是正常的。不过这贺人龙做的也绝，立马就将杨嗣昌准备换将的消息给告诉了左良玉，左良玉听闻这个消息那自然是火冒三丈，就差举兵前去灭了杨嗣昌，而当时这督、将二人关系到了什么地步，明史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当献忠之败走也，追且及，遣其党马元利操重宝啖良玉曰：“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良玉心动，纵之去。这是一段明史原文，明史虽是清朝人编撰的，其可信性多少暂不提，但是就这一段描写却是可信的。
总之，杨嗣昌想要换将的心思不仅使得左良玉与他更加的水火不容，而且使得总兵贺人龙对他同样是深怀不满，之后也走上了左良玉的老套路，属管不属调，拥兵自重，避免与义军作战，自保实力，后来结果被孙传庭处死。就这样，因为换将，弄得两面都不讨好的杨嗣昌在当时自己督师的湖广众将中声望自然是一日不如一日，而乘这个机会张献忠部才得以脱离包围圈，返回兴山、房县。而就在同年秋，张献忠、罗汝才两部义军为了摆脱困境，开始向四川进军。而对于义军这一部署，明政府做出什么对策，在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监军万元吉知道良玉骄横，无法调用，敦劝嗣昌让军队前锋悄悄跟随在敌军后面，后边的兵力一齐跟上去，自己从小路出梓潼扼守归州，以便等候救援的部队来。嗣昌没有采用他的计策。不过此处却又是有一点疑虑，为何是监军万元吉看出左良玉骄横，难道杨嗣昌就不清楚，不，杨嗣昌自然心中十分清楚，但是为何没有采纳万元吉的策略，或许只是因为杨嗣昌对于胜利的渴望实在是太过于急切，或许是心中对左良玉还抱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当然历史没有或许，总之，这一场追击对于杨嗣昌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从崇祯十三年秋一直到这年十二月份，杨嗣昌一直是跟着义军后面在绕圈子，而随着贺人龙带兵西归陕西，以及川军作战力实在是不堪一击，使得义军取得了剑州、梓潼大捷，这让杨嗣昌不得不向朝廷请罪，而随后在下一步的追击行动中，对于张献忠采取的‘以走制敌’方针，使得明军疲于奔命，当时义军中流传的一句话‘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足以体现当时是何一种情况。而从崇祯十四年起，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取道达州，准东出湖广，而这个时候杨嗣昌的大军还远在四川，杨嗣昌没有法子，只有命令还屯兵湖北勋西的左良玉出兵堵截，他也知道自己和左良玉的矛盾，于是连发了九道檄令，只不过人家左良玉不了他，发再多也是白搭，而等到义军出夔门的时候，左良玉为了避免有相遇的可能性，竟然拉着自己的队伍跑到陕西兴安去拉练了，就这样因为左良玉的‘三不’(不接触、不交战、不想闻）政策，外加杨嗣昌远在四川，人困马乏，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张献忠所部轻易的就占领了襄阳城，杀了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并且‘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襄阳突发变故，襄王被杀，一想起崇祯那期待的眼神，杨嗣昌自然是羞愧难当，再加上左良玉种种行为也让杨嗣昌感到绝望，总之这一年杨嗣昌在湖北绝食而死，而左良玉因为消极抵抗，拥兵自重再次被明政府削职戴罪，平贼自赎。当然明政府这个时候也不敢再对左良玉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毕竟此时左良玉的实力摆在那儿。就在张献忠攻陷襄阳城不久，又大破勋西等地，不过短暂的胜利是最容易让人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的，很快还背着削职处分的左良玉从南阳进军，一举大败张献忠部，收了他几万降兵，进一步的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只不过这样的好日子过不了多久就没了，自从李自成十三年再入河南以来，发展那是非常迅速，期间更是一举攻占洛阳，杀了明福王朱常洛，而这些年一直和张献忠互有胜负，而且胜多败少的左良玉遇到李自成就不行了，等到李自成攻襄城时，左良玉被围在郾城，差点就城陷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左良玉和贺人龙绝佳的搭配，一连坑了两任陕西总督，汪乔年和傅宗龙。只不过左良玉根基深厚，而且部下多是降卒，明政府担心一旦处置不当，那么就会再多出几十万‘流寇’出来，但是贺人龙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他被孙传庭斩杀以后，自然左良玉就成了政府唯一剿贼的大员。而为了更好的拉弄左良玉，崇祯启用了一个人，前昌平都治侍郎候恂。对于候恂，左良玉确实有感情，若不是候恂他左良玉也没有今天，而左良玉最早的家底也是昌平出来的那两千精兵，现如今候恂督师，加上又发帑金十五万来犒军，于情于理他左良玉都得出兵。
虽说左良玉还惦记着候恂的恩情，不过当与李自成大军在朱仙镇外碰面之后，左良玉考虑的便不再是感恩不感恩的话题了，在这个世道，感恩是很重要，但左良玉明白还有一条更重要，那就是命。于是这场可以预知结果的战役还未打响，左良玉就带人先溜了，而左良玉的临阵脱逃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全局的溃败。面对左良玉的溃败，崇祯只能要候恂顶住依仗黄河来拒敌，明史上记载说，帝闻良玉败，诏恂拒河图贼，而令良玉以兵来会。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而至于左良玉愆期不至的实际情况具体如何，其实在左良玉兵败朱仙镇之后，候恂为了完成崇祯所谓的拒敌政策就发了一道函再次招左良玉北上，不过经历朱仙镇一战的左良玉知道自己是打不过李自成百万大军的，但是候恂的面子不能不给，他便派了自己的部将金声恒率兵五千作为候恂的亲军，而且还写了一封信告诉候恂说，自己很快就亲率三十万大军北上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明朝总兵兵力部署，他左良玉满额兵制也就二万五千人，而他所说的三十万大军多是招降纳叛而来，靠的是他就地打粮劫掠养活着，而左良玉说他亲率大军三十万北上，说明什么，无疑是在说我这三十万大军的军粮就有劳候督师您了，候恂是个聪明人，他自然知道左良玉话里面的意思，可是要三十万大军的粮食，他要是有也不会依靠左良玉的军队了，于是候恂一纸回信，他左良玉不用北上了，而这也正是明史上所言左良玉迟迟不北上的真正原因，一是他自己不愿意来，其二候恂也不指望他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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