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听堂哥邹远安说，今晚，区里要派工作组到我们村开展整风运动了。我吃了两碗红苕汤后，就早早地和邹远安哥一起跑到了会场。这次开会没有在过去斗地主的村部所在地，而是在三社的一家大院，到会的也只有三个社的社员。村支书刘星路宣布整风运动开始后，就由区里派来的工作组长辜跃前讲话。他的个子不高，身体很健壮，满面春风，盘子脸上有一双有威摄力的眼睛，讲话干净利落，声音洪亮，非常好听。他虽然很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但他一站上台阶往四周一看，全场就鸦雀无声。
他先问大家，党领导我们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好。他就接着说：“党好，大家都知到，但是，党也有缺点，也有办错事的时后。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就是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大家不要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有啥说啥——这就是这次运动的十六字方针。”
一席话讲得大家紧张起来，解放八年来，有谁敢说党有错？谁有本事叫党和人民政府怎么做？无论工作组的其他人怎么劝说，整过一晚上都没人发言。这晚上，大家都感觉得莫名其妙的，在回家的路上，我听我父亲悄悄地和大人们说：“千万不能说党的坏话，没有党，哪有我们贫下中农的好日子呢？”
我真想听大人们开会，可接连三天都没有开会的消息。到第四天，我终于盼到了开会。我和邹远安哥，还有潭老表，天未黑就端着板凳到会场等候，邹远安哥的爸就是我们的社长邹如石。他给我们说，这几天工作组的人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今晚发言的人很多，他都要给党提意见。
果然，当工作组的辜跃前组长叫大家放心给党提意见后，邹远安哥就走上台阶说：“我要提意见，学校办得太少，我都等到十岁才上学，我姐我妹还没读成书。生活也不好，我放学回家还要去检柴。”等他说完把我吓了一跳，可辜组长却表扬他人小志气高，还说这些都是党和政府要做的事。
紧接着就有很多人上台说各人的想法，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辜组长就叫大家胆子再大一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的党不会“秋后算帐”的。
过了一会，我们就看到一个老妇人怒气冲冲的走上台，她大声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控告党和政府，他们把我家的钱、家具、房屋、土地都拿走了，弄得我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找到上顿无下顿，他们简直是强盗。”她越说越伤心，她擦了擦她那干瘪的苦瓜脸上的老泪后，大叫着“东方红，西方黑，中国出了两个大棒客（强盗），一个是×××，一个是××。”
我们听到都很怕，谭老表给我说，我们去打她狗日的，还说，她就是富农刘闲的老婆林菜花。正在这时，辜组长大声的说：“就要像这位大娘一样发言，把自己的苦水倒出来。”谭老表就不敢动了，接着就有很多人发言，想到想不到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样的发言持续了三个晚上，到第四、第五天晚上开会时，再也找不到人发言了。辜组长就宣布整风运动暂告一段落，大家提的意见都记下来了，到运动后期会答复大家的。
在我们焦急地等待下次开会的日子里，校长把我们班的同学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你们的张恨天有政治问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犯了错误，可能会划为右派。从今天起，他不能当你们的班主任，你们的班主任由体育老师辜好事担任。你们要和张恨天划清界线，等到他的右派批下来后，区文教会给你们派一个好老师来。”
在回教室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林菜花在整风会上说反动话，是因为她家的土地被分了，财产也被没收了，想不通而发泄点怨气，是傻婆娘。而张老师，一个领着国家工资过日子的人，怎么也和林菜花一样傻？
原来在“大鸣大放”时，见大家都不发言，这样拖下去，也不好，张老师就自告奋勇地发言，但尽说党的好话。辜组长又开导他说：“你在解放前都当过几年教师，你算算，那时的工资待遇好，还是现在好？”张老师回答说：“说实话，那时的工资待遇当然要比现在好些。”后来，这句话就是张老师“今不如昔言论”的钢鞭材料。
当时在座的七个老师为什么都可以忍着不发一言，而张老师却一马当先？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张老师还和往常一样，给我们上课，只是过去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但课堂比平时安静得多，就连最爱顽皮、好动的几个同学都非常认真听讲。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在全校朝会时，刘校长点名批评我班政治觉悟不高。会后，班主任辜老师就把我们班委干部叫到一起训斥，说：“从今天起，每一个班委干部必须打李右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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