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赶快接过她的照片。她的签名更雷人：送给我们班上的小乖乖同学留念，云上之花。
虽然这两个女生不漂亮，但她们俩的心却是漂亮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想不到除了男生吴石一以外，也有三个女生送照片给我，她们给足了我的面子，让我不再尴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到中考前几天，我的右手臂上长了一个小疮，破了皮，一些黄水冒出。那时又没钱看医生，也忘了去学校医务室看，就用作业纸贴住疮，想把它封闭起来。那知它不听招呼地向周围扩张，弄得腋窝下的淋巴帮我驱毒而肿大。到中考时就是疮的青春期，我睡觉都不安宁。
我们的考场在县立高级中学校，住宿安排在县一中，每次大概要走半个小时才能爬到坐落在那高山半坡的考场。不用说，每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爬上山，最后一个进入考场。
幸好，每次都是我们上劳动课的王老师陪同我慢慢的走，不然，我真有可能半途而废了。
说也奇怪，中考完后，那可恶的疮居然好了，但至今都还在我手臂上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疮疤。
后来的日子就是在家等候入学通知书，这时才有点后悔没有填报一个中专志愿（那时，成绩差的一般就奔中专中师填），只填报了一个高中。万一没考上，什么学校就上不成了。于是，在毕业回家后，就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出工。心想，万一考不上高中，在生产队挣工分，减轻家庭的负担，说不定也是好事，就听上帝的安排吧。
我在生产队的劳动就是同妇女们一个组。不管给棉花整枝，还是在地里拔草，一到生产队的土地上就闹热了，她们说东家长西家短，说够了又来些黄色故事，要不就给姑娘小伙配对。我那时体检高度是1米36，他们也要给我配老婆，弄得我无地自容。
后来，打谷子时，邹如石队长安排我收谷草，我才得到了解放。我用一个栽秧子的木盆把拴成把的谷草放上，然后将这水上之独木舟推到水田边，再拉上田坎，一手抓住把子，一手用力一甩，叫它站好就完事。
我推着秧盆唱着小曲，有时就是乱哼哼，就像原始人抬木头，被压得痛时，就自然发出“哼唷哼唷”的声音。鲁迅先生把第一个叫“哼唷哼唷”的人叫做“哼唷哼唷”派的创始人，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田里的水很浅，推动独木舟就很费力，但在水里凉凉的，也感觉得很惬意。
到中途休息时，社员们把它叫做歇气，我就和他们一起坐在树阴下纳凉。这个以男人为主的团队（一般每一张拌桶9人为一组，也有一两个割谷子的是女性），吹的几乎都是黄色故事。他们就不像妇女组那样遮遮掩掩地讲黄段子，而是肆无忌惮地乱说。
记得谢觉住大叔讲他的浪漫故事，他口水满天飞地说：“有一天，我看到狗日富农刘闲的老婆拾了一大背柴，她把背带紧紧地套在肩上时就起不来。当时我在坡上割牛草，我想，运气来了。我赶忙跑去给她说，我帮你抬一下。那个瓜婆娘就真相信我要帮她抬背篼。等她不注意时，我把她的背篼扳到，然后我就一手卡住她，一手拉掉她的裤子……”
“后来怎么样？”听的人异口同声地问。
“还用说吗？不就是干了那事吗？”
“比你老婆如何？”
“还用比吗？我的老婆像根芦柴棒，人家又白又嫩，安逸得很！”
“你真是个野兽！”
“人和野兽有什么区别？干那种事时都差不多。”
接着，就是大家声讨他，但是气氛很和谐，还不时发出快乐的笑声。
刚骂完王大叔，有人又开始讲新的故事。吴成叔说：“你的故事不希奇，你只不过是强迫别人，不算本事。我们的三叔和刘闲的老婆通歼时，刘闲还和他老婆一起睡在*上，三叔推开她没上门闩的门，就直接和她睡。三个人很挤，刘闲的老婆还叫刘闲让一点。刘闲还在睡梦中，不断的说，我都快滚下岩了，你还叫我让。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但几乎人人都不相信吴成的故事。有人说：“我不相信个个都和刘闲的老婆*，他家里没人了，你们才敢乱说。”
邹明安哥给我说，你别信他们说的，尽是些编白的故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得很开心，甚至忘了去打谷子，被队长大骂了一顿后，才赶快往田里跳。
农民们在休息时，就用这种方法度过，我可没在意。但不知不觉的，我就度过了这些难熬的日子。
一天，邹队长去公社开会时，给我带回了县立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拿到手里，高兴得很。考试那几天，那可恶的“跑皮疮”弄得我吃不好，睡不好，考试时头昏脑热的，自己怎么答的题，都不知道，没想到能考上龙门县的最好的高中。
但，一看到通知书上要交学杂费8元多，而且还要带足一学期的粮食关系，带足第一月的伙食费7元。我的头一下就大了，不知这十多元到哪里去找，我能读高中吗？想到这些，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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